侯德健近況

  　　被封殺的都已經沒名氣了！世人只知《龍的傳人》卻不知侯德健……  

　　侯德健近況

  　　侯德健現(xiàn)在的家在北京三元橋邊上的一所高級公寓里。自四年前重返大陸以來，侯德健一直低調地躲避在媒體的視野之外。一曲《龍的傳人》曾讓侯德健在當年隔絕對峙的海峽兩岸風光無限，也讓他遠在兩岸交流大幕開啟之前就得以踏上大陸的土地。自兒時開始，便被祖父兩輩濃重的鄉(xiāng)愁厚厚包裹，當年登陸的尋根動機清晰而深刻，但故鄉(xiāng)并未因此變得真切和牢靠。過往的近30年時間里，命運的無常使侯德健在兩岸間幾度折返，更曾一度遠赴地球另半邊的新西蘭。原本想在故鄉(xiāng)放下的上兩代人的鄉(xiāng)愁，卻于時空轉換間有了侯德健自己的版本。  

　　侯德健近況

  　　紅歌   　　不止一個人問侯德健跑去重慶到底是干啥了。問的人大多都預備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紅都唱紅歌了？”   　　2006年，侯德健從新西蘭回國。自他1990年離開大陸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過。老友安哥在廣州見到他，驚呼：小侯，你肚子怎么這么大了！“當年走的時候，侯德健才三十出頭，還很瘦，人稱猴子。我總以為他應該還是那個樣。”安哥忘了一個事實：時間的斧琢同樣發(fā)生在了他這位年輕的朋友身上，“原來小侯也五十歲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寬大的沙發(fā)上，給我們斟了茶。茶幾前頭的地板上，擺著一套他的高爾夫球具，他說以此來減肚子。“比起最胖的時候已經瘦了一大圈了。”他指著自己的腹部比畫。他號稱是游戲愛好者，人生的動力便在于“掃除障礙、擊中目標，從而獲得游戲快感”。高爾夫是他這幾年喜歡的游戲，而去重慶則是為了做一個新游戲。   　　這個游戲名叫音樂現(xiàn)場。想法誕生于他回國后不久，和安哥、孫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邊的一個倉庫玩。“那個倉庫很高，很大，聲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個Live House，應該很不錯。”   　　侯德健說他這是“想音樂了”。新西蘭十余載，住在奧克蘭，城市像農村，每天就是種菜放羊，“香菜種到七八十公分高，簡直畸形，羊養(yǎng)得特別肥”。他在那里沒寫過一首歌，“寫給誰聽呢？真正是對牛談琴。”如今甫一回華人社會，他便手癢，“還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樂，把現(xiàn)場給做起來。”   　　做Live 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時，侯德健憑借《龍的傳人》、《歸去來兮》等一批歌曲爆紅臺島，“紅到沒對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兩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戲算是玩到頭了，他便想著做現(xiàn)場，要即興，要互動，靈感來自于紐約東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諸如Michael 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會，他覺得這樣的現(xiàn)場才是音樂傳遞自由精神和作為交流工具本質的實現(xiàn)。很快他就做了兩個演出吧，一個叫Ideal House，一個叫稻草人，胡德夫、楊祖珺、后來飛碟唱片的老板吳楚楚等都在里頭唱過歌。侯德健希圖以此來打破臺灣流行音樂僅靠宣傳和排行榜一統(tǒng)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紀80年代初，侯德健從臺灣突然出走，投奔大陸，人生軌跡從此不同。Live House大計擱淺。   　　孫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舊夢重圓。他們先是在廣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劇院、倉庫，各有各的問題。   　　侯德健說落戶重慶純屬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慶巫山縣搞紅葉節(jié)，邀請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龍的傳人》以撐場面。這次巫山行，侯德健結識了重慶南岸區(qū)區(qū)委書記夏澤良，后者正身負招商引資重任。南岸區(qū)有條南濱路，沿著長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級餐飲一條街，夏澤良頭疼的問題是這里一過晚上九點就成了空城，客人們吃完晚飯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樂現(xiàn)場的計劃，和夏澤良試圖把南濱路從“晚間三小時經濟圈”延長為“夜生活六小時經濟圈”的想法不謀而合。重慶方面很快拍板，為侯德健的項目打開綠色通道，還納入了南岸區(qū)2011年精品工程。   　　南濱路上給了侯德健一塊地，“我們找合作商買下來，然后自己建符合我們需要的劇場”。至于演出類型，他打算先請蔡琴、齊豫、胡德夫這些華語老將，也會請來自歐美的一流表演樂隊及佛得角、哥倫比亞等地的世界音樂前來駐唱。   　　“真不是去唱紅歌的。”侯德健說他已經解釋了十幾遍，“重慶對我們演什么從來沒作要求，唯一一個建議是希望我們能命名為龍的傳人·音樂現(xiàn)場，讓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號化的解讀，人們喜歡這么搞。因為貼標簽最簡單了。重慶是紅都，去的人都是紅人，做的事都是紅事，這太簡單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頗為困惑，“說實話，我都是看電視才聽說重慶處處唱紅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沒聽到。到底是在哪兒唱的？”   　　那么，《龍的傳人》是一首紅歌嗎？在去年末的巫山紅葉節(jié)，以及今年“五一”在鳥巢舉辦的滾石30年演唱會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臺的侯德健，都毫無懸念地選擇了唱這首歌。他曾經去國十六年，和這個國家斷了一切聯(lián)系。唯獨這首歌，始終被視作寄予著強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戀曲，流傳在這片土地上。   　　侯德健說，你可以把《龍的傳人》看成一首紅歌，但它想說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簡單。   　　禍頭子   　　在侯德健看來，《龍的傳人》本該是一首哀傷的歌，而不該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復那樣以雄壯、激昂的方式演繹，“它根本不是一首進行曲”。   　　寫《龍的傳人》的復雜情愫，來自于1978年12月美國與臺灣斷交的那個早晨。在臺灣政治大學念書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張張義憤填膺的臉。有的同學還哭了，說我們被美國出賣了、拋棄了。   　　22歲的侯德健自認為無法加入這群同齡人的幼稚。成長過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羅秉謙的影響。羅秉謙曾是飛行員，國民黨命其轟炸延安時，他把炸彈全部扔在了秦嶺上。他篤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小告誡外孫，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個民族內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來不可原諒。   　　侯德健一方面覺得以島為國的“愛國”主義非常狹隘，但更讓他厭惡的其實是臺灣當時尚充斥著的對威權統(tǒng)治的膜拜。他回憶了一件事：   　　“上世紀70年代末的臺灣，每場電影正片放映前，都會出現(xiàn)蔣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態(tài)在閱兵臺上揮手的短片，全場觀眾則必須隨之起立唱‘國歌’，并高呼老蔣萬歲。有一次在梅花戲院大家起立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再也不想忍受這樣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這本來只是我個人一場小小的行為藝術，但屁股還沒坐穩(wěn)，腦袋便被后排觀眾狠狠一拳重擊。我回頭一看，打我的是個跟我年齡相仿、看上去也受過高等教育的男生�？粗鴮Ψ揭荒樦揖龕蹏�而不自知的糗樣，我差點和他打起來。”   　　侯德健后來自稱“禍頭子”，這是句北京土話，用來指那些調皮搗蛋、無法無天，還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臺灣“解禁”。身在大陸的侯德健想起了這件事，仍會忍不住地想：不知那個男生是不是還覺得對威權的崇拜是天經地義的事？不知他有沒有懂得別人也有不崇拜的權利？   　　臺美斷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時寫下了《龍的傳人》。“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劍”，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傷痛，奴才二字尤為刺眼，這是侯德健的一貫觀點—因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現(xiàn)了統(tǒng)治奴才的主子。時值臺灣校園民歌運動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鰍》、《歸去來兮》等歌出名，《龍的傳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復以進行曲方式演唱，隨即風靡。十天后，《聯(lián)合報》刊出歌詞全文，國民黨政府亦開始大力推廣這首“轟轟烈烈的愛國歌曲”。   　　這讓侯德健深感荒誕。緊接著，是時任新聞局代局長的宋楚瑜以“龍的傳人”為題演講，并親自改動歌詞，希望加上“莊敬自強”等國民黨口號。侯德健拒絕了，還勸宋楚瑜說如果想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寫首歌。   　　1983年侯德健來到大陸。當時臺灣尚未“解禁”，侯德健此舉被視為“叛逃”。到底何故來大陸？侯德健一直以來給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國北部難民營目睹了華僑的凄涼絕境，為臺灣政府不愿出手營救而憤怒，遂寄信心于大陸。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歲的侯德健神秘一笑：   　　“告訴你，我當時對大陸一無所知。就知道這是唯一不讓我來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來。”   　　作為勇闖禁區(qū)的臺胞先驅，侯德健在大陸受到了“統(tǒng)戰(zhàn)待遇”的歡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屬的東方歌舞團，這是當時最時髦的歌舞團，擁有程琳、鄭緒嵐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統(tǒng)團隊也要洋氣得多。侯德健主要負責寫歌，他給程琳制作的專輯《新鞋子舊鞋子》一炮而紅，賣了兩百多萬張，每張他可以抽成一塊錢。于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歲的侯德健已是一個十足的百萬富翁，開上了奔馳，在北京廣州都買了房子。      聊城都市網為你提供【侯德健近況】資訊，如侵犯了您的權利請及時與我們聯(lián)系，我們將第一時間刪除！----編輯：桂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