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剛曾發(fā)"內心獨白"

　　"萬物靜觀皆自得”。如果“首長秘書”余剛能有機會和20年前的自己對話，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那個相信“萬物靜觀皆自得”的國務院機關青年余剛。

　　“首長秘書”余剛，低調得幾乎無跡可循，即便是在媒體的追訪“起底”之下，面目依然模糊。

　　在已知的有關余剛的只鱗片爪里，最清晰地不過是他作為一個寒門學子一路過關斬將、擠獨木橋的奮斗史。此后，一切都變得隱秘而模糊。

　　1987年，他以湖南益陽大通湖一中“文科狀元”的好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當年228多萬名參加高考的學生中，有幸能進入大學的62萬人，而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的僅1264人。

　　1991年，作為新中國誕生后創(chuàng)立的第一所正規(guī)高等法學教育機構的畢業(yè)生，23歲的余剛順利進入國務院法制局，成為一名機關青年。10年后，國務院法制局的“小余”以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三局掛職干部的身份在廣東省鶴山的經歷，可循的蹤跡也不過是年鑒里的一句話，和至今仍然幸存于廣州圖書館網站上的一篇動態(tài)《國務院掛職干部盛贊：廣州圖書館延伸服務有成效》。

　　12年后，低調隱秘的他因為一條中央紀委的通報而成為全中國無人不知的“首長秘書”。2014年7月2日，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被中央紀委審議并報中共中央批準后雙開，涉及的問題包括“因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奸”。

　　從一個農家子弟到天之驕子，再到機關青年、余副市長直至“首長秘書”，即便是家人，恐怕也很難知悉這個如今已經落馬的隱秘者的內心世界。

　　如今，我們或許可以從21年前的那篇《一個國務院機關青年的內心獨白》來一探隱秘余剛曾經的光明。

　　當時任職于國務院法制局的余剛寫的這篇文章刊發(fā)于1993年第2期《中國人力資源開發(fā)》雜志。官方資料顯示，該雜志創(chuàng)刊于1984年，這本“專業(yè)人力資源期刊”現(xiàn)由發(fā)改委主管，中國人力資源開發(fā)研究會主辦。文章還配發(fā)了一張拍攝時間顯示為1992年9月13日的個人照片，照片中的余剛，有一張干凈、青春的面孔。雜志編輯甚至認為，這個國務院機關青年的評價和選擇，可為“十二億人十億商”的時代困惑作答。

　　獨白里的那個青年余剛面對九十年代初的“下海潮”也有過困惑。

　　看到報章上《教授賣餡餅》這樣火爆標題，會“眼花了亂”、“心驚肉跳”；同學舊交見了面，劈頭就是一句“你現(xiàn)在在哪兒發(fā)財”或“你怎么（本文來自：湖北教育信息網www.edu-hb.co m）還沒下海”，會“汗顏項背，自感慚愧”；聽聽那則“著名”的家訓新傳——在沿海某地區(qū)，有母親這樣“語重心長”地教育兒子，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就只能當干部；教育女兒則說，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只能嫁個干部，會“無地自容”。

　　但細細一想，卻“照舊‘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孔方兄”固然可愛，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他在國務院機關里“能尋找到一個大寫的‘自我’”，并能留有一份寧靜。

　　獨白里的那個青年余剛還應該是個愛讀書的年輕人。

　　他認同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結構理論”，并以此說服自己，“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一點價值的工作，只要你‘鐘情’和專注自己的工作，認為它能發(fā)揮你的長處，同時內心也感到充實、舒適，那就堅持好了。”

　　他讀美國學者C W 莫里斯的《開放的自我》，這本寫作于1948年的小冊子是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西方學術譯叢”中的一本，這套叢書收入的都是伏爾泰、羅素、威廉 詹姆斯、杜威、湯因比這些大師的著作，多是文革前作為內部發(fā)行出版過。這套叢書被認為“在80年代疾風暴雨般介紹西方的新思潮、新學科、新觀念的熱潮中，顯得不夠時尚”，但“分量十足”。

　　他也讀汪曾祺的《美國家書》，記住汪先生說的“面對市場經濟，我無動于衷”；他很欣賞錢鐘書老先生《寫在人生邊上》的一段話：“把快樂分成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

　　獨白里的那個青年余剛還自稱是一個“工作狂”。

　　他視自己供職的國務院法制局是國務院領導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參謀和助手，并充滿“自豪感”。

　　當時正在起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證券法》、《股票發(fā)行和交易暫行規(guī)定》和當時即將出臺的《國家公務員條例》這些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法律法規(guī)一般都是由有關部門起草后報送國務院審批，對報送的草案經國務院法制局審查后，才上國務院常務會。“對每件草案，領導都要求我們站在總理的高度來審查，不僅要從法律上把關，還要在部委之間做大量的協(xié)調工作，任務很重。”

　　面對幾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領域，作為名牌法律院系的畢業(yè)生，“仍然感到壓力大”，“許多節(jié)假日和下班時間都是在辦公室里度過的”。

　　獨白里的那個青年余剛認為自己（本文來源：湖北招生網http://www.edu-hb.com/）有“樂道于‘救人’”的知識分子情結。

　　他講述自己在某市遇到的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故事，說的哥隨身帶著一個塑料袋，裝有18種證件，說“哪個發(fā)證機關都是我的爹”；他披露1992年3月有農民因負擔過重而自殺的事例，并透露時任國務委員陳俊生獲悉后，立即批示“農民負擔過重，在全國程度不同存在”；他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園地”節(jié)目中，開辦“行政復議條例常識”專題講座，節(jié)目播出后，先后收到群眾來信一百多封，“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反映行政機關濫施、亂用執(zhí)法權”。

　　他用“墮落”和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某些“劣根性”來調侃自己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只要能發(fā)揮自己的長處，為社會做點事情，便甚幸矣”。

　　那個青年余剛最后這樣結束自己的內心獨白：“時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話：東西南北中，發(fā)財在廣東。我倒以為，萬物靜觀皆自得，未必就是“風景那邊獨好”，關鍵看你自己想發(fā)什么羅。你說呢，朋友？”

　　《一個國務院機關青年的內心獨白》

　　作者：余剛（《中國人力資源開發(fā)》1993年02期）

　　當時雜志配發(fā)的編者按如下：

　　說不清楚已是第幾次了，三次也罷，四次也罷……，有一點無可爭議，即這次經商浪潮，比往日哪次都來得“生猛”，中國人的內心正在失去往日的平衡與寧靜，黨政機關、大專院校、文藝團體、科研機構，各行各業(yè)千百萬人紛紛融入這股大潮。可謂“十二億人十億商”。面對浩瀚商海，有人參與，有人不解，有人褒揚，有人茫然。

　　作為在國務院機關工作的青年，對此會作出何種評價、何種選擇呢? 此處發(fā)表一文，對此作答。

　　余剛的“獨白”如下：

　　中南海不是“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商潮，中南海的年輕人也絕非冷血動物。

　　粗粗流（應為“瀏”，政知局注）覽一下手頭的報刊，單是那些火爆的標題，便足以使你眼花了亂、“心驚肉跳”。什么《教授賣餡餅》、《張賢亮侃下海新舉措》、《鄭振瑤下海嘗鮮》、《“楊貴妃”下�！�、《造就一批年輕的百萬富翁》、《下海，知識分子的自救》，等等，不一而足。

　　同學、舊交見了面，往往劈頭就是一句:“你現(xiàn)在在哪兒發(fā)財”或“你怎么還沒下海”，繼而不無驕傲地告訴你，自己已是“江湖中人”，還冷不丁兒甩出個呼機號碼，讓你有事兒就“摳”(call)他。簡直讓你這個“岸上人”汗顏項背，自感慚愧。似乎下海者才是真男兒，不下海便不合時宜，便要落伍。著實讓人有些困惑。

　　職業(yè)選擇多元化是一種進步

　　曾有人對建國以來的中國服飾文化，作過這樣的概括:50年代列寧裝和布拉吉、60年代灰藍黑主宰世界、70年代情有獨鐘“國防綠”、80年代穿西裝戴瓜皮帽、90年代沒有流行色。

　　其實，所謂“90年代沒有流行色”，指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這個泱泱大國已開始擺脫千人一面、萬人一色的服飾，進入多元化的時代。中國人開始懂得通過服飾來點綴自己，展示個性。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本文來自：湖北招考網EDu-hb.com）安門城樓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我們這個曾經是個性受壓抑、輿論一律、強調價值觀高度統(tǒng)一的古老民族，并未從此在思想上徹底解放她的人民。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依然強調“無我”。每個人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只有對他人和社會有意義時才能得到肯定，而那些僅僅對個體有益的行為則被視為毫無意義的，甚至是卑劣的。人們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最高指示頂禮膜拜。其結果是談“我”色變。人們毫無個性而言。

　　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首先是解放了人，把人還原為個人。人們的自我意識、主體意識在覺醒，開始注重探索自我、肯定自我、發(fā)展自我。尤其在許多青年人的心目中，“自我”在不斷升值。人們越來越強調“設計自我”，“主宰自我”，宣揚“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美國學者c w 莫里斯在其《開放的自我》一書中，描述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所鼓吹和遵循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竟多達十三種，什么釋迦式、基督式、穆罕默德式、道教式，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在我們的國度里，也不再是清一色的“紅海洋”，這個世界五彩紛呈。因此，當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人們的反映是復雜的。有“哭著喊著要下海”者，也有“面對市場經濟，我無動于衷”(汪曾棋（應為祺，政知局注）語)者，更有不惜以身殉道者。

　　每個人可以按自己的好惡來選擇行為方式，我想，這即使算不上社會的進步，至少也體現(xiàn)了社會的一種寬容。

　　社會變革，往往蘊含著社會觀念的更新。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格守的“學而優(yōu)則仕”的價值觀念，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許多人轉而崇尚“學而優(yōu)則商”，認為不“下海”不足以使自己的知識價值在社會發(fā)展中得到充分的實現(xiàn)，況且目前精兵簡政、轉變政府職能的呼聲愈來愈高，因此，出現(xiàn)了“躁動的國家部委”。在一些人看來，國務院機關乃“空中樓榭”，“高處不勝寒”，在那兒工作，既無鈔票，也無實權，虛有其名。

　　曾不止一個人這樣好心地勸我；“你不走還圖個啥?能抱著塊牌子過一輩子嗎?”是的，圖什么呢?光聽聽那則“著名”的家訓新傳，便足使你“無地自容”：在沿海某地區(qū)，有母親這樣“語重心長”地教育兒子: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就只能當個干部。教育女兒時則說:你不好好讀書，將來長大了就只能嫁個干部。“干部”形象竟至若此，何其慘乎!但細細一想，卻又照舊“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

　　我很欣賞錢鐘書老先生《寫在人生邊上》的一段話：“把快樂分成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孔方兄”固然可愛，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況且，我們還有祖?zhèn)髅胤?ldquo;精神勝利法”呢?

　　按照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結構”理論，人的需要大致包括五個方面: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其生理和安全是低層次需要，歸屬和尊重是中層次需要，自我實現(xiàn)是高層次需要。人的心理發(fā)展愈是趨于成熟，其中，高層次的需要也愈強烈。我認為，這種分析頗有道理。世界上不存在沒有一點價值的工作，只要你“鐘情”和專注自己的工作（本文來源：湖北招生網http://www.edu-hb.com/），認為它能發(fā)揮你的長處，同時內心也感到充實、舒適，那就堅持好了。每個人有權利選擇!

　　我到國務院機關工作才一兩年時間，但對自己的工作和環(huán)境產生了較深的感情，因為在這里，我能尋找到一個大寫的“自我”。當然，我不敢奢談今后會怎樣，但我至少把握有今天。因此，別人“千呼萬喚要下海”，我也能留有一份寧靜。因為，我覺得國務院法制局是國務院領導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參謀和助手，對國務院各部門的立法工作，通盤考慮，綜合研究，組織協(xié)調，具體指導，還要檢查國務院行政法規(guī)的實施情況，督促國務院各部門和省級人民政府加強法規(guī)建設工作，等等。

　　正在抓緊起草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農業(yè)基本法》，《國有資產法》，《證券法》，《股票發(fā)行和交易暫行規(guī)定》和即將出臺的《國家公務員條例》等都是一些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法律、法規(guī)，并且立法難度較大。

　　按照現(xiàn)行體制，這些法律、法規(guī)，一般是由有關部門起草后報送國務院審批，對報送的草案經國務院法制局審查后，才上國務院常務會議。近幾年來，我們每年都要辦結法律、法規(guī)和條約、協(xié)定草案上百件。對每件草案，領導都要求我們站在總理的高度來審查，不僅要從法律上把關，還要在部委之間做大量的協(xié)調工作，任務很重。

　　因此，在我們這里，你很難看到許多人心目中的機關形象:一張報紙，一杯清茶，悠哉、悠哉。大家盡管基本上都是名牌法律院系的畢業(yè)生，但仍感到壓力大。也許你今天審查的是《企業(yè)債券管理暫行條例》，明天手頭可能就變成了《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梢哉f，幾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領域。而且，審查的草案出臺后，對社會往往都要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必須不斷地學習、充實、提高自己，誰也不敢絲毫懈怠。

　　國務院領導同志對這項工作也非常重視。每年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都是用來審議經我們審查過的法規(guī)草案。去年，國務院發(f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在海內外被認為是大陸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yè)的一項重大舉措。這個條例在出臺前，僅朱镕基副總理就十多次親自主持會議，進行討論、修改。

　　目前，“有法可依”的問題己基本解決，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矛盾相當突出。一些部門在執(zhí)法中，“見權利當仁不讓，見責任安全禮讓，見‘銀子’死活不讓，有錯誤一推二讓”，把執(zhí)法權當“搖錢樹”，“卡拿OK”。

　　在某市，我遇到個出租汽車司機，他隨身攜帶著一個塑料袋，裝有18種證件，他說:“哪個發(fā)證機關都是我的爹。”去年，我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園地”節(jié)目中，開辦了“行政復議條例常識”專題講座。播出后，先后收到群眾來信一百多封。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反映行政機關濫施、亂用執(zhí)法權。老百姓意見很大。這個問題已引起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喬石委員長上任伊始便提出，“八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把法律制定后監(jiān)督檢查其實施放在與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地位。

　　去年3月份，某農民因負擔過重而自殺。國務委員陳俊生獲悉后，立即批示:“農民負擔過重，在全國程度不同存在”，“盡管國務院有文件，有法規(guī)，可以說是三令五申了，但許多地方落實很差”，教育信息網）">（本文來自：湖北教育信息網）對“這起嚴重事件決不可輕易放過”。田紀云副總理也作了重要批示，并責成我們和農業(yè)部、監(jiān)察部有關人員立即趕赴出事地點調查。返京后，我們向領導提交了報告。7月份，國務院辦公廳便發(fā)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監(jiān)督管理工作的通知》。10月份，根據國務院領導的批示，我們又組成國務院檢查組，分赴全國七大行政區(qū)，深入到基層，認真檢查各地區(qū)、各部門貫徹國務院《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的情況。爾后，國務院又專門就此召開電視電話會議。李鵬、朱镕基、田紀云等領導同志都親自到會。最近，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發(fā)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格執(zhí)行中央文件和有關法律、法規(guī)，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在承辦領導同志交辦的這些工作時，作為一名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自己確實有自豪感，然而更多的是責任感、使命感。因此，大家不會為無所事事或專業(yè)知識派不上用場而痛苦。

　　有時，我們甚至嘲笑自己是“工作狂”。因為我們的許多節(jié)假日和下班時間都是在辦公室里度過的。我想，自己“墮落”至此，可能是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某些“劣根性”的緣故。在“救人”與“自救”的問題上，依然樂道于“救人”�？傄詾�，只要能發(fā)揮自己的長處，為社會做點事情，便甚幸矣。因此，在經商大潮面前，我們能持有一份淡泊和寧靜。

　　機關生活是清苦的。

　　在我們年輕人中間便時常傳誦這樣一首九十年代新民謠：遠看象要飯的、近看象住院的，走到眼前一打聽是國務院的�？鄤t苦矣，但大家并不覺得孤獨、寂靜，倒也時常苦中求樂。國務院機關的年輕人有份自己的刊物《中南海青年》。在這里，你可以捕捉到我們生活的足跡。

　　我工作的時間不長，但也感到，從國務院辦公廳機關到局機關，舉辦的各種文化娛樂活動讓人目不暇接，遠非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樣死板。什么“中華大家唱卡拉OK大賽”、“交誼舞比賽”、“象棋比賽”、“游泳比賽”、“乒乓球比賽”、“化妝講座”、“‘理想 現(xiàn)實 未來’演講朗誦比賽”，等等，并且水平都還不低。

　　前年，國務院辦公廳機關黨委在國務院小禮堂舉行“慶祝建黨70周年文藝演出”，許多年輕人登臺表演，京劇清唱、舞蹈、時裝表演、器樂演奏、通俗歌曲演唱，幾乎每一種文藝形式都有一些出色的業(yè)余“選手”。李鵬總理的夫人朱琳看完演出后，很是稱贊。同年，我們局機關年輕人組成的足球隊，在有各大政法機關、新聞單位參加的“法制杯”足球賽中，捧回了第三名。對機關青年的活動，領導們，從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到秘書長、副秘書長、局長，都很關心，有時還親自參加。如去年4月份，東方歌舞團來機關匯報演出，朱镕基、羅干等領導同志也都抽時間和大家一起欣賞了節(jié)目。

　　時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話:東南西北中，發(fā)財在廣東。我倒以為，萬物靜觀皆自得，未必就“風景那邊獨好”，關鍵看你自己想發(fā)什么羅。你說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