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培坤查看照片底片。

《聊城攝影史》打印稿。

段培坤拍攝的1982年古城航拍。

　　問：“您退休以后每天都在工作室里忙八九個小時，有這么多事要干嗎?”

　　答：“我現(xiàn)在是和時間賽跑，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問：“這種工作強度，您感覺累嗎?”

　　答：“我這一生，就感覺干點活，能干出點成績痛快，所以干什么都比較執(zhí)著。”

　　問：“什么原因促成您花費9年時間編寫《聊城攝影史》?

　　答：“同行的鼓勵和幫助，如果我不去做，可能就沒人做了。”

　　采訪中，段老的三個回答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破椒驳膸拙湓�，卻是這位老攝影人一生的性格寫照和行動指引。正是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讓他的攝影作品兩次入選全國攝影藝術展覽;正是這種責任擔當，讓他歷時9年編出《聊城攝影史》，填補聊城攝影無史的空白;正是這種老有所為，讓他退休后繼續(xù)發(fā)揮光熱，75歲依然爭分奪秒地工作。九九老人節(jié)來臨之際，聊城晚報記者多次拜訪聊城市老攝影家協(xié)會主席段培坤，聽這位老攝影人講述他的光影人生。

　　兩個花卷改變命運   他從農家娃成了師范生

　　段培坤的老家在東昌府區(qū)張爐集鎮(zhèn)段莊村，父親是農民兼木工，母親是農家婦女，段培坤是家中的老大，也是當時村里為數(shù)不多的師范生。

　　高小畢業(yè)后，段培坤考取了冠縣柳林師范，后分配到聊城縣張爐集公社任小學教師。提到考師范，幽默的段老笑稱，是兩個花卷改變了他的命運。

　　“當時考師范大約是二十挑一，一共考兩場。第一場考數(shù)學，考完我發(fā)現(xiàn)錯了一道大題，心想肯定沒戲了!因為交了5毛錢報名費，管一頓午飯，心想著中午吃完兩個花卷就回家。那時候花卷在農村是不常吃到的。”誰知道，花卷剛咽進肚，第二場考試的鈴聲就響了。段培坤稀里糊涂進了考場，又稀里糊涂回了家。

　　回到家，父親問段培坤：“考的怎么樣?”段培坤搖搖頭。“那你就本本分分種地吧!”父親撂下這句話，段培坤便開始老老實實地種地、放羊。

　　一天，他割草回來，鄰居沖他喊道：“培坤，你的錄取通知書來啦!”段培坤揮揮手，沒好氣地說：“快別臊我啦!”

　　到了家門口，父親手里果然拿著一張紙，興奮地說：“你的通知書來啦!”就這樣，18歲的段培坤命運出現(xiàn)轉折。

　　干一行愛一行  美術轉攝影 他成了行家

　　段培坤從小喜歡寫寫畫畫�？既肓�林師范后，他有更多機會系統(tǒng)學習繪畫。畢業(yè)后，因為工作突出，他又得到去聊城師范培訓一年的機會。在那里，段培坤結識了不少搞美術創(chuàng)作的專業(yè)教師，繪畫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1963年，段培坤對上級提出想去省里繼續(xù)深造，但因當時師資匱乏，未能如愿。

　　1964年9月，段培坤被調到聊城河北梆子劇團任美工，隨劇團到河北、山西等地畫布景。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回到聊城，在聊城影劇院擔任美工。擔任教師期間，段培坤曾自費到青島工藝美院學習設計，加上兩年畫布景的經驗，讓他對展覽設計頗為熟悉，多次被借調到省里參與布展工作。正是他才華橫溢，1972年4月，段培坤又被調到聊城地區(qū)藝術組任美術創(chuàng)作員。

　　1973年初，全國文物普查開始。會用照相機的段培坤被派去拍攝聊城文物。在這年，全國影展辦公室成立，要求各地區(qū)都要有干部分管攝影。地革委開始發(fā)動段培坤搞攝影。軟磨硬泡加上照相器材的利誘，段培坤不情愿地被調入攝影組。

　　調入攝影組后，段培坤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根本無暇顧及他鐘愛的繪畫。

　　“我是干一行愛一行，干哪行都愿意讓別人說出個一二三來，不愿意讓別人說干啥啥不行。”段培坤開始全身心投入攝影創(chuàng)作。

　　1975年10月，段培坤拍攝的《倆姊妹愛一行》在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舉辦的《全國攝影藝術展覽》中入選，也成為聊城入選該展的首張照片。1984年，他拍攝的《微山湖畔春意濃》再次入選。

　　“這幅《微山湖畔春意濃》實際是兩個拍攝地，兩棵梨樹是在臨清拍攝的，微山湖里的帆船也不像大家看到的遠近深淺大小多條，而是不同時間多次拍攝后拼接在一起的。”段培坤告訴記者，那時處理照片不像現(xiàn)在用電腦軟件那樣方便，修照片只能靠手工曝光、拼接，往往需要實驗很多次。“這幅照片足足曝光了9次，洗了十幾個小時。”

　　1973年12月30日，段培坤組織舉辦了聊城首屆攝影作品展覽。“當時展出的只有24幅照片，但開了聊城攝影展的先河。”1987年，段培坤制作出版了聊城第一本風光攝影掛歷，在聊城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9年著《聊城攝影史》 我不做，可能就沒人做了

　　退休后，段培坤組織成立了聊城市老攝影家協(xié)會。他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作為協(xié)會的辦公場地，帶領協(xié)會成員先后舉辦大型展覽十余次，同時出版了同名畫冊。

　　從2006年至今，段培坤一直致力于《聊城攝影史》的編寫和排版工作，全書490頁，共分八編和一個大事記，包含照片2300余幅，記錄了聊城從出現(xiàn)第一家照相館開始，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攝影普及近百年的歷史，填補了聊城攝影無史的空白。

　　談起編寫聊城攝影史的起因，段培坤告訴記者，2004年，臨清的一位攝影人徐佰喜向他提起此事，因為編史工作耗費精力太大，段培坤表示力不從心。“徐佰喜勸我，如果這個事我不做，可能就沒人做了，以后更沒人能弄得起來。”為了鼓勵段培坤，徐佰喜把他珍藏的老照片拿出來，供他用于編書。

　　還有一件事，對段培坤觸動很大。他的一位朋友收藏了不少珍貴老照片，段培坤多次希望能夠翻拍未能如愿。一天，他突然聞訊老友去世，段培坤馬不停蹄地奔赴老友家中，希望能翻拍那些老照片。不料，這些老照片已經被當成遺物燒成灰燼。段培坤因此懊悔不已。搶救老照片，編寫《聊城攝影史》的任務迫在眉睫。

　　從2006年4月開始，幾年間，他跑遍天津、濟南、德州、范縣、臺前等地，尋找攝影界老人近百位，收集了幾千幅照片和部分文字資料，為編寫攝影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資料整理完成后，書籍的排版工作成為擺在段培坤面前的又一難題。一開始，他把每一頁的版式畫到圖紙上，然后找設計師按照圖紙進行排版。幾次交流下來，段培坤發(fā)現(xiàn)，由于內容太多，單是溝通就要占據(jù)雙方大量的時間，能夠親力親為的愿望更加強烈。七十多歲的段培坤拿出筆記本，設計師一步一步地教，他就一步一步地記，回到工作室一步一步地練習。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段培坤的精力幾乎全用在這本書的排版上，近500頁的圖片和文字，照片他一張張修，文字他用一根手指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敲上去。除白天外，每天晚上加班一個小時進行設計。2015年9月，用時近兩年，這本書的排版工作終于完成。

　　每天工作8小時  和時間賽跑，還有很多事要做

　　段培坤的工作室距離住所約15分鐘車程。每天他就騎一輛老式自行車往返于兩處。“無論嚴寒酷暑，風雨無阻，連大年初一都會來上班。”段老笑著說。段培坤騎車的速度飛快，仿佛他有做不完的事、使不完的勁兒。

　　《聊城攝影史》的編寫和排版工作基本完成了，段老依然保持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的節(jié)奏。他說，他感覺時間非常緊迫，手上還有很多事要做。“下一步，我想出版一本個人作品集，把我感覺滿意的作品集結成冊;《聊城攝影史》也在等待最后的校對和出版;另外，我想把我收藏的照片做成一個圖錄，這個工作比較浩大，需要把上萬張老照片翻拍成電子版，做好備注和說明，方便后人查詢檢索。”

　　從業(yè)四十多年，段培坤拍攝了不計其數(shù)的照片，僅保存下來的就有上萬張。這其中，既有他深入基層拍攝的實景照片，也有他翻拍別人的珍貴老照片。他把這些照片按照時間順序做成一本本攝影集，對每一張照片進行編碼說明，一張照片對應一張底片，方便查詢利用。這些照片也成為記錄聊城發(fā)展變化的最有力見證。

　　“這些照片大多是我深入基層拍攝的聊城工農業(yè)建設、先模人物、大型會議及城市鄉(xiāng)村面貌變遷。如果把它們扔到垃圾箱，可能沒有任何用處，但如果保留下來，對各行各業(yè)或許會起到一定作用。”

　　采訪結束回家途中，段老說出埋藏在心底的遺憾：他這輩子有個心結，最喜歡畫畫卻搞了一輩子攝影。段老說，繪畫的創(chuàng)造性更強，能有更大的發(fā)揮空間。

　　但，跟攝影比起來，哪樣藝術能夠如此真實地記錄時代的光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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